陳茵媺

　　嚴傑夫《中國青年報》（2014年11月11日10版）
　　我們許多人都無法撇清與農村的關係。但究竟還有多少人在重新審視當下中國農村在發展中遇到的問題？近年來，倒有一批寫作者在認真審視農村和農民的現實困境——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梁鴻將目光放到自己的老家河南穰縣梁莊，寫出了《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兩部作品；中央電視臺製片人王學友在他的新作《農民何謂》里，也同樣呈現了家鄉——河北河間尊祖莊鄉北司徒村自1949年以來的變遷。
　　如果說梁鴻在她的兩部作品中希望以真實的案例反映當下中國農村的各類現實問題和發展困境，那麼《農民何謂》則是想通過父母的口述，來探尋當下農村問題形成的歷史語境。
　　事實上，他們對農村問題的觀察和結論是共通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農村中存在的傳統人際關係問題。費孝通曾在《江村經濟》一書中提及，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一種“差序格局”：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好像是扔一塊石頭到池塘里形成的波紋，個體自我是中心，而其他人則如同大小不等的波紋圍繞著中心。這種格局存在於農民日常生活中的每個角落，也決定了農民解決現實問題的觀念路徑。無論是婚喪嫁娶這樣的紅白喜事，還是蓋房耕地這樣的日常行為，農民最先想到的支援總是與自己關係最親密的親友。
　　這樣一種模式在《農民何謂》中有著多處體現。作者的父母自1976年起分家單過，迫不得已要建房。但那個年代建房要比現在複雜得多。即使有錢，也沒有人力和材料，一切生產資料都掌握在集體手中，似乎個人建房就是樁“無法完成的任務”。但幸運的是，生產隊隊長是作者父親的表哥，這就解決了“建設用地”的現實問題，再加上同村人的協助，新房出人意料地順利建好了。
　　不僅如此，作者母親在改革開放初期外出當“赤腳牙醫”的經歷，同樣是這種“差序格局”的典型體現。母親依靠著自己和徒弟的親屬關係，才能走南闖北，在技術不過關的情況下，賺了不少錢。
　　事實上，直到今天，這樣的“差序格局”依然是進城務工的農民所依賴的生存路徑。正如梁鴻在《出梁莊記》里觀察到的那樣，外出務工者都存在 “抱團兒”現象。人們打工選擇的目的地、所從事的行業，總是與親友、老鄉相同或接近。這正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差序格局”在當下中國的現實體現。正如作者所寫，“農村人出行，並非無目的‘盲流’。基本思路是尋找哪裡有同鄉或者親戚立足，再以此為突破口……”
　　從父母口述中觀察到的一點，似乎是被以往的學者、作家所忽略的。中國農民擁有極強的適應力。從某種程度來講，改革開放以來出台的許多農業制度，其實是在農民實踐中孕育出的。它們最終成為一項制度，無非是國家對農民的這些自主實踐給予了法律上的肯定。
　　我們不能否認，城鎮化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衝擊著農村社會，的確，傳統的“鄉土社會”在某種意義上正迅速塌陷。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忽視而應尊重和期待，看似孱弱、卑微的農民個體在生存發展上擁有的智慧和潛力。費孝通曾說，“最終解決中國土地的辦法不在於緊縮農民的開支而應該增加農民的收入。”在讀過王學友、梁鴻等人的作品後，我想說的是，最終解決“農民問題”的訣竅，恐怕不在於從制度上去規定農民和農村發展必須執行的路徑，而應該給予他們足夠的空間去發揮聰明才智、尋求對策，給予他們一定的自我變革空間，或許這才是尋找解決農村問題鑰匙的捷徑。
　　所以，與其我們都急著拋離農民與農村，不如重新回到農民與農村中，在那兒才蘊藏著真正的“大智慧”。　　（原標題：《農民何謂》：解讀農民進城“抱團兒”的根由）